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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何曾反党篡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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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何曾反党篡权过

周宇新

 

 

19553月,中共全国党代会上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被公诸于世,二人被开除出党。这是中共掌权后党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文革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但“高饶事件”却是个例外。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抹去了这一事件的“集团”、“联盟” 字样,但“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

 

那么,当年高岗是否真的曾经“反党、篡权”呢?高岗一案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要讲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说起。

 

在中共党内,刘少奇的地位原本并不显赫,后靠追随和吹捧毛泽东得以迅速崛起。1 9433月,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帮助毛泽东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时,刘少奇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二把手。当时,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1945年中共“ 七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共党内公认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很快,毛泽东在倚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他有了看法。1949年后,两人关于国家发展方略的意见分歧更趋于公开化,刘认为当务之急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毛则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毛因此对刘产生不满,以至认为他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置”。

 

与刘少奇相比,此时高岗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对高岗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

 

其实,早在这之前,毛泽东就对高岗很器重,多次一手提拔他。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后来,毛泽东又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

 

1949年之后,毛泽东对高岗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表现在对他的使用方面,更表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喜欢这个“猴气十足”的“陕北王”,因为他自己也有许多“猴气”,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他把高岗当作一员爱将,一个开路先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毛泽东道路”的样板。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要依靠高岗来实现在 “八大”之前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战略部署。

 

19529月,毛泽东调高岗赴京工作,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担任国家计委主任。来北京前,高岗对刘少奇只是有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到北京后,他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不满刘少奇的“私房话”,强调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置”。这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已经对刘很不满意,因而产生了要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置上拉下来的想法。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又命高岗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后的表现。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的信任非同一般。同时也使高岗意识到,毛泽东对刘的政治品质已经产生了怀疑,这显然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他想,毛泽东对他如此器重,什么话都对他讲,什么事都叫他过问,他应该为毛分忧才是。既然毛已经不信任刘少奇了,他就应该帮他去掉这块心病,帮助他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以为这是为党为国家,也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和相当多的中共高级干部的意图。

 

高岗的想法得到了他一贯信赖的陈云的鼓励。他们在一起商议由谁牵头帮毛泽东解决刘少奇的接班人问题。陈云认为由高岗挑头最为合适。他对高岗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陈云还要高岗先搞起来,搞确实了再告诉毛泽东,高岗都答应了。

 

于是,这之后,具体讲也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冒着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傻气的高岗,便一马当先,开始四处活动起来,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大肆散播毛泽东跟他讲过的关于刘少奇的“私房话”,而且添油加醋地加以发挥,攻击刘少奇,反对他当毛泽东的接班人。高岗自己后来曾承认,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十条: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 ”的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毛泽东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毛;毛泽东在跟高岗谈“私房话”时曾提过中共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高岗后来在杭州将毛的这个设想告诉了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议论毛泽东不在北京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轮流主持工作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但高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积极倒刘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忽然发生了180 度的大转弯——由原来的“倚高反刘”一变而为“联刘反高”。毛泽东忽然变卦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高岗一案的关键所在,也是至今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谜团。据高岗当年的秘书,曾任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的赵家梁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毛泽东在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反刘受阻,改变了他原来急于让刘少奇“挪挪位置”的想法;二是高岗私下的倒刘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和猜忌。

 

1953613日至813日,中共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本打算藉着这股“东风”,实现他反刘的战略计划,而财经会议和此后不久召开的组织会议则是他实现这一计划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结果都不理想。经过这两个会议的较量,毛泽东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是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党就会分成两派,无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就会被搁浅,而这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权衡利弊,向刘少奇做出重大让步,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以保证他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能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笔者分析,也不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换取刘少奇的支持与合作,忍痛牺牲已经得罪了刘少奇的倒刘急先锋高岗作为交换筹码。

 

而在高岗这方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他很信任,很倚重。这时,毛泽东主要是在发展方略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藉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产生了怀疑。怀疑的原因恰恰是他背着毛泽东擅自倒刘。

 

按说,高岗倒刘完全是秉承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何以毛竟会反过来怀疑高岗呢?原因就出在他的所有这些活动事先都未请示过毛泽东,更没与毛泽东商议过,事后也没向毛汇报,客观上是背着毛进行的。而作为一个典型的独裁者,毛泽东不仅一向性格多疑,而且最不喜欢别人无组织无纪律,脱离他的指挥擅自行动,这会使他觉得别人在背着他搞阴谋和分裂,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潜在的威胁,即便这个人并无此心,是完全效忠于他的。具体而言,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本来都是极为机密的事情,但高岗却未经他允许就随便到处乱讲;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情,高岗竟然打着他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擅自行动,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再者,高岗跟军队的人来往频繁,经常搞非组织活动,也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些事,让毛泽东觉得高岗有搞地下活动的嫌疑,问题严重。之前毛泽东尽管宠信高岗,但高岗如此行事,却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很可能使他陡然感到了来自高岗的危险,对他第一次产生了猜忌和警觉——这个人胆子大,能耐也大,敢于私下倒刘,且有一帮人跟着他,有一天是不是会干出更出格的事,反到自己头上来?猜忌成性的毛泽东难免不这样想。毛泽东对高岗有意扩散 “有薄无林”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高岗自己回忆,大约在1953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给他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中央机要局派专人递送,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可见毛泽东对这一文件的重视程度,也说明这个文件的机密和重要程度。高岗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他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即“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起来很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是刘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但高岗不仅没有把他的这些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更严重的是,他不听毛泽东关于“不许扩散”这个名单的招呼,利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领导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违反了中共的内部纪律,引起了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猜忌。

 

一次,毛泽东将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指“有薄无林”的名单)?我怀疑是饶漱石。”高岗很紧张,没敢当面承认是自己泄露的,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其实,毛泽东心明如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越来越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反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时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到了这时候,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如何保证过度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实现,因为这关系到他个人的权威。既然他已经代表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财经会议又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也做了检讨;当时全国正在掀起批判右倾思想的热潮,所以,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公开跟刘少奇走了。再说,刘少奇在军队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由此看来,这个人暂时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然而,高岗就不同了!他位高权重,在地方和军队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可比刘少奇危险得多。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高岗的问题。至于刘少奇么,可以暂且放一放。现在不妨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高岗。就这样,“联刘除高” 的设想形成了。当然,舍弃高岗这员爱将,他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以此换来团结稳定的大局,还是值得的!

 

一旦毛泽东拿定这个主意,高岗当然也就死定了。至于罪名,那还不是由毛泽东说了算,他说高岗“反党、篡权”,有谁敢非议?高岗倒刘,本来就得罪了刘少奇和刘的亲信,现在毛泽东要拿他开刀,给他戴上“反党、篡权”的大帽子,一举打入政治冷宫,他们正是求之不得呢,当然举双手赞成。

 

回顾这段历史,不管毛泽东当年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但有一点事实显然是很清楚明白的,那就是高岗反对的根本就不是中共这个党,而是刘少奇个人。他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取而代之,而只是要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之所以这样干,完全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意图。正如高岗在受审查时所说:“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出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反党、篡权”则不过是一顶置凭空捏造的政治帽子而已。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纵观中共历次党内斗争,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又何止高岗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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