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戈培尔的指示与中宣部的禁令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十五

凭借严密的新闻控制，共产党与纳粹不但如愿地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且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信息暗室。在这个暗室里，所有不利于当局的“负面信息”都被封锁和过滤了，只有官方宣传机器一家在王婆卖瓜，睁着眼睛说瞎话，再离奇的西洋镜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来，舆论当然也就成了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们用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众了。

——题记

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惟妙惟肖地为我们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当年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镜头：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347页）

与民主社会截然不同，在第三帝国，新闻媒体一直都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和喉舌，而非不受政府控制，拥有充分自由的信息传播平台，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向民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与措施，并用纳粹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纳粹当局始终坚持对新闻媒体实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

报纸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为此，上台伊始，纳粹党就立即着手消灭一切跟其对立的报刊，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编辑记者。到二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和控制的报纸已占到德国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尽管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也均为纳粹所操控。

与此同时， 1933年10月4日颁布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这就是说，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报刊法第十四条还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总之，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否则报刊就没法存活，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

不仅如此，戈培尔甚至直接插手报纸每天的采编业务，控制其内容的具体安排，本文开头描述的场景，足以表明这种干预已事无巨细到了何等地步。

下面这个例子也很很典型。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戈培尔特意对如何报道此事做了极为详细的指示：“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

更搞笑的是，纳粹宣传部竟然把戈培尔对报纸的指令视同国家机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当年，就有一位德国《波森日报》的记者，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被纳粹当局判处了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广播是仅次于报纸的最有影响的媒体。戈培尔甚至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为此，纳粹上台后仅仅几个月，就将整个德国的广播业有效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德国境内原有的各个广播电台的领导人相继被党卫军逮捕，并送进了柏林附近的集中营，10%以上的广播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以及犹太人都被解雇，受控于宣传部的官方帝国广播协会控制了地方广播协会所有的股份，地方电台成了帝国电台的分台。不仅如此，帝国广播协会还对电台经理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经理表面上拥有节目的制作权，但实际权力却操在纳粹党的党棍手里，至于电台的新闻业务则受制于宣传部新闻局。如此一来，德国的广播电台自然就成了纳粹的传声筒，在蒙骗德国人民，使之适合希特勒的政治目标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所起的作用都大。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纳粹当局鼓励生产便宜的收音机，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机”，售价76马克。还有一种小型收音机，被人们普遍称为“戈培尔的大嘴巴”，售价仅35马克。

第三帝国初期，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播的宣传功能，纳粹当局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起来。这样一来，即使你没有收音机，也能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到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

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节目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就都能收听到广播了。此外，纳粹当局还规定，所有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也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耳朵里。

在利用本国广播大肆宣扬纳粹思想的同时，对于民主国家的广播，纳粹当局则一律予以封杀。

广播跟报纸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广播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为此，纳粹当局明确规定收听外国电台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第二天，有8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却被这位母亲当成了驴肝肺，她得知消息后竟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不难想象，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人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和从广播里听到的当然全都是有利于纳粹当局的“正面消息”，而与此相反的“负面新闻”则都一概被过滤和屏蔽了。对此，纳粹当局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就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哪家报纸要是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而来自境外的批评，则被纳粹诬称为“恶意宣传”，是对德国人民的感情的“伤害”。

对于极少数敢于对官方的新闻管制说三道四的人，纳粹当局则一律予以无情的镇压，让他们吃不消兜着走。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希望戴着纳粹镣铐的编辑记者们也能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戈培尔和阿曼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这位老兄实在天真，居然不知道纳粹党魁的漂亮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因为一不留神摸了老虎屁股，《格鲁恩邮报》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直到第三帝国快要完蛋的前夕，纳粹当局对新闻的严密控制仍在延续。1945年3月27日，忠于职守的戈培尔还在日记里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他“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不过，纳粹对新闻媒体管得再严，跟共产党比起来，那也是小巫见大巫。

说来难以置信，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在苏共官场身居高位的戈尔巴乔夫曾赴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德访问，沿途的所见所闻竟让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遇到的人，他们都思想开朗，态度从容不迫，令人钦敬。最令我们赞赏的是：他们直言无忌地评论一切，批评他们政府的措施，批评他们国家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官。”有了这番经历后，他“原先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来得优越的信念就动摇了”。

叶利钦当年也有同样的感受。1989年，他到美国访问，期间的见闻，使他“原先那一套陈旧的观点和信条全都破灭了。”他在休士顿参观一家超级市场，看完后不禁大声感叹：“我们的那些人，对我们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么啊！”陪同他一起出访的同僚认为，就是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使叶尔钦完全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当年，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西方世界都如此无知，苏联普通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想知前苏联的新闻控制有多严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可以说没有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不是“党的喉舌”，没有一家媒体不在严格按照党的旨意发布新闻和信息。人们从它们那里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试想，长年生活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即便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是扭曲的，有一天突然到了那里，见到了真实的情形，怎能不大吃一惊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前苏联一样，党牢牢地垄断着整个新闻出版行业，人民没有任何知情权，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完全取决于党的意志和需要。而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对于国内的情况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而对于国外的情况则从来都是报忧不报喜。与此同时，中共严禁民众接触海外信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发现谁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台，就会给你扣上“收听敌台”的罪名，并课以重刑。“文革”后，尽管中共控制新闻出版业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断翻新，但对于信息发布和传播实行“严防死守”的方针却丝毫没有改变。

这不，2010年10月8日下午5点，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在挪威公布后，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立即向中宣部下达了“三不”指示：1，任何媒体不得参与炒作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2，外交部负责对外新闻采访，任何媒体也不得刊发外交部的消息。3，任何媒体网络不得搞批判性的炒作。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宣部动员一切力量，挖空心思，使用以下各种手段控制媒体，防止消息扩大化：1、让上网的外交部发言人讲话不搜索看不到。2、上报纸的新华社电文（仅限于北京少数报纸）尽量发在夹缝和不显眼的位置。3、报纸与网络严格分开，电子版基本打不开。4、杜绝电视报导。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主管宣传的中共常委李长春在讲话中继续强调“牢牢把握正确导向”。随后，各省宣传部向各家媒体逐级传达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传口径和禁令，要求地方媒体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开前严格限制时政民生报道版面,而网站一律不许上敏感社会新闻,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

该文件共有以下十项内容：

其一，“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楼市、就业社保、教育 卫生、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的引导，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其二，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此类报道的数量不得进行异地采访、监督，各地发生的重大灾难事故，中央媒体做动态报道，不连线不直播。死亡10人以下的中央媒体不报道，由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搞跨区域采访报道；一般事故中央媒体不报道，当地媒体适度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

其三，“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依法依规开展的正常拆迁“不要质疑”，对漫天要价不要给予舆论支持，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 事件不报道，对极端个案不炒作，不搞集纳式和链接式报道。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一律不得开展各类全国性新闻评选和人物、事件评选活动。广州的《南方周末》已经创办八年的年度传媒致敬评奖，就是根据这一禁令被叫停的。

其五，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的“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

其六，反腐败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倾向，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 ，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不允许以媒体观点“代替和干扰”群众意见。

其七， 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不要搞房价问卷、网络调查，不要就“一时一地”的变化判断房价走势，不炒作极端案例。

其八，对用宅基地换户口、用承包地换社保一律不报道。对一些内部讨论的问题或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不报道。

其九，正面报道春运工作， 不要宣传“一票难求”等春运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后，该通知称，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案件报道工作的意见》，将案件分为重大恶性、恶性、常发和特殊案件，对各层案件如何报道和把握提出明确要求，解决都市类媒体案件报道“过多过滥”问题。

在严管报纸、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传统媒体的同时，中共近年来还不断加大了对网络的控制力度。

当今世界已跨入网络时代。由于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大量的海外信息，这对于一向以谎言蒙骗民众的中共来说不啻是个致命的威胁。因此，江泽民上台后，就开始斥巨资建设网络防火墙，即所谓的“金盾工程”，疯狂屏蔽网络，阻止海外信息的传入。从2009年7月1日起，中共又下令所有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个人电脑，都要安装可以封锁某些网站的监察软件“绿坝”，实质上是将在国家网关的封锁强行移植到每台个人电脑的终端，以图更加有效地封锁海外网络信息。

2011年4月4日“美国之音”题为《中国网控无所不在》的报道，向我们介绍了中共进行网络封锁和压制的新动态。

该报道说，“中国各地政府为实现维稳指标，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打压力度。当局随时随地对网络异议人士实施行动，近期有多人被当局判刑，绑架或者失踪。

2月20日茉莉花革命传入中国以来，当局严加对网络监控，网民在互联网发表所谓有悖稳定基调的言论或文章受到的打压力度持续加强。据人权团体说，2月以来，中国有将近60名异议和维权人士被拘押或者无故失踪，这其中包括政府多年来容忍的著名博文作者。

四川成都作家、著名博客作者冉云飞受到散播‘茉莉花革命信息’的指控，于2月21日被刑拘，3月25日又被当局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人权网站维权网报道，四川维权人士丁矛也以同样罪名被正式批捕。许多维权人士的电脑或硬盘被警方搜查，或被扣留。

中国网民的言谈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数万名网警的监控，网民随时因为‘触犯’当局敏感神经遭到绑架和失踪。中国人权观察说，中国吉林一网名叫雁南飞的网民3月22日晚突然被一伙自称警察的人从居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当时，她正在跟网友聊天，讨论为被拘押的北京异议人士李海聘请律师的事情。

著名网络作家田奇庄对美国之音说，当下中国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他说：‘有些文章在以前觉得比较正常，现在就发不出来。现在有些方面就说，这个不能写，那类文章不能写。朋友们也有这种反映，现在好像舆论控制得更严格了。不仅是报纸媒体控制得严，网络上控制也严格。’

田奇庄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最近有不少被网警删除。他说，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意义。田奇庄认为，当局对网络言论过度敏感说明，它们对统治的不自信，而压制言论自由的结果必然是邪恶在中国社会的盛行。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中国正在酝酿建立国域网，把所有的网络总入口控制起来。这个现在还没有完成，完成以后中国就彻底变成一个大局域网，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反正就是不许说。

可见，实行严密的新闻控制乃是纳粹与共产党共同的统治手段。凭借这一招，它们不但如愿地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且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信息暗室。在这个暗室里，所有不利于当局的“负面信息”都被封锁和过滤了，只有官方宣传机器一家在王婆卖瓜，睁着眼睛说瞎话，再离奇的西洋镜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来，舆论当然也就成了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们用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