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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法轮功天安门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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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法轮功天安门自焚”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十六

 

 

按照共产党和纳粹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题记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宇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像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31,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119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更荒唐的是,纳粹当局当年竟然胡诌食用外国柠檬是“一种罪孽”,因为它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了解德国的人都知道,德国人偏爱肉食,尤其喜欢吃香肠,因此养成了饭后喝柠檬茶消食解腻的习惯。但德国本身不产柠檬,每年都要花费外汇从外国进口大量柠檬。1935年,纳粹德国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而引起了外汇危机,为了继续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便决定停止用外汇购买柠檬。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平息群众的怨气,戈培尔便拉出一些科学家来诡论巧辩,声称进口柠檬不是德国土生土长的,不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和肠胃,甚至还荒谬地将柠檬与种族理论联系起来。刊登在 19357 28日《法兰克福日报》上的“血液与土壤”一文,就是这种谬论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处有德国土壤。别了,柠檬,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德国的大黄叶梗将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们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来给色拉和青菜调味;略加点糖便可以成为可口的点心……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使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

 

不用说,只要是理智正常的德国人,都分得清柠檬的清香与大黄叶梗的苦涩,可纳粹当局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把苦涩的药材说成比清香的果品还要好吃,还更有滋味,可见其撒谎已到了何等荒唐无耻的程度。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8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的忽悠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831,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拿“老大哥”苏共来说,当年在苏联和中国曾经家喻户晓,被捧为“空前绝后的苏维埃艺术珍品”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就是两部在斯大林直接插手下完成的 “谎言杰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决定动用文艺特别是电影手段来重新书写历史,以突出他个人的贡献,神化他个人的形象。苏联导演、剧作家米列克在回忆录披露,拍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时,斯大林指示导演罗姆,为了剧情需要,重塑列宁形象时可以大胆杜撰,必要时可以抛开历史真实。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之所以谎话连篇也就不难理解了。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袖之一,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正是他实际组织了这次武装起义。可是在《列宁在十月》中,托洛茨基竟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有,相反,倒是在“十月革命”中地位远不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几乎成了列宁的影子,贯穿着影片的始终。比如列宁让“瓦西里同志”将《真理报》的稿件转交斯大林,并且在“明天”就要约见他;列宁进人彼得格勒市作为苏维埃政权大本营的斯摩尔尼官后,又赶忙提出请斯大林同志来见面。影片如此篡改历史,正是为了显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合情合理的接班人。

 

根据苏联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文件汇编》和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哥萨克白卫军和苏维埃红军,从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一九一九年二月为争夺连接俄罗斯中央地区、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察里津展开了一场决战,城市和周边防御在残酷的战斗中多次易手,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后加盟红军的帝俄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西金等人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实际领导和参与实施了察里津防御的成功部署,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在描写这场战役时,竟把胜利完全归功于斯大林和他的爱将伏罗希洛夫将军,斯大林成了这场战役唯一的英雄。影片之所以如此篡改历史,是因为早在这部电影出笼之前的一九三O年,斯涅萨列夫和西金两人就在大清洗运动中作为“祖国的敌人”被枪毙了。

 

《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还有场戏,描写列宁中枪遭暗杀后,躺在病床上颇为神经质地对医生喃喃地说:“假如这就是最后了,我要做出决定,让斯大林同志来,让斯大林同志快点来呀!”这个情节更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类似这样的谎言在前苏联可谓俯拾即是。不过,要论说谎的本事,后起的中共比“老大哥”苏共恐怕还要胜出一筹。

 

1989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3,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19,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谎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谎成性到了极至。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谎言史。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123,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 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在这一点上,纳粹和共产党的本性完全一样!

 

当然也有差异。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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