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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毛主席的红卫兵”与“希特勒时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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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毛主席的红卫兵”与“希特勒时代的孩子”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八

 

借助完备的洗脑机制,共产党和纳粹成功地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变成了“脑残”,从而把他们牢牢地绑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战车上,彻底葬送了他们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这些被洗过脑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非但毫不自知,反而还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维护正义。

——题记

 

熟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中国人,当年恐怕都读过《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篇小说在《文汇报》亮相后,一度曾引发过巨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时代两派红卫兵组织在武斗中互相残杀的悲惨一幕,触痛了一代人的心灵敏感区。

 

《枫》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文革开始后,曾经相恋的青年学生李红刚和卢丹枫分别加入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一派叫“井冈山”,一派叫“造总兵团”。这两派组织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而对方则是敌人,最后竟发展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首长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并重申了江青“九·五讲话”文攻武卫的原则:“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谁要对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根据北京来电,两派都编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来几次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摘录,广为散发。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教唆和挑动下,已处于白热化的两派组织被进一步推向了相互残杀的武斗战场,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这场残杀中无辜丧生,还有许多年轻的生命虽然在这场残杀中幸存下来了,但却因为它而受尽磨难和屈辱。

 

小说中写道,当李红刚率领“造总兵团”的战友经过一番“浴血奋战”,攻占了“井冈山”盘踞的楼房,正要坐下来喘口气时,忽然,从楼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个人,右手高举着两颗手榴弹,东摇西晃地向他们走来。这个意外情况把在场的人都吓慌了,大家不约而同刷地卧倒一片。最先清醒过来的是李红钢,他跳起来把枪一举,厉声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开枪了!”

 

话音刚落,当他吃惊地发现,站在自己对面的敌人竟是卢丹枫时,他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卢丹枫缓缓走到李红钢面前,恨恨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井冈山人的鲜血——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咱们这么见最后一面,也是当初所想不到的吧!”

 

说完,她一把揪住李红钢的胸襟,热切地说:“黔刚,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调转枪口吧,黔刚!”

 

李红钢忍住泪水,背过了脸:

 

“不!……你,你……投降吧!”

 

卢丹枫愤然一挣,一把推开李红钢。她后退了几步,整了整血迹斑斑的褪了色的旧军衣,轻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胆小鬼,开枪吧!”说完,她高呼“井冈山人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然后毫无畏惧地纵身一跃,跳楼而亡。

 

卢丹枫生前,连手都没和李红钢拉过,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生活,理想,斗争……在他们最后一次谈心时,卢丹枫曾摘了两片枫叶,递给李红钢说:‘喂,给你。’……分手时,她说:‘让咱们勇敢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吧,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起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

 

在卢丹枫托人带给李红钢的信里,她说:“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丹枫”

 

卢丹枫和李红钢的故事虽说是虚构的,但小说《枫》却是一代红卫兵命运的真实缩影。在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类似卢丹枫和李红钢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又何止千千万万?!

 

许多去过重庆沙坪坝公园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座著名的红卫兵墓。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墓园里共有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 20岁的有69人,学生有104人。        

 

碑文不但告诉了我们墓主的生平,而且间杂考绩式的政治评语。如82号墓的碑文这样写道:“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 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最让人悲叹的莫过于下面这篇碑文:“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用殷红的鲜血染红的旗帜。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革命了!”卢丹枫也好,李红钢也好,埋葬在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烈士”也好,他们都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都下定了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都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些可爱、善良、无辜的青年哪里知道,他们所为之献身的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是中共肮脏血腥的权力斗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至死都不曾明白,他们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炮灰和牺牲品。

 

其实,充当这种炮灰和牺牲品的又何止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放眼全球,各国共产党不都曾培养了并且还在继续培养着千千万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么,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夺取权力和实施独裁暴政的炮灰与牺牲品吗?!

 

这样的炮灰和牺牲品当然不是天生的。在共产党国家长大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愚忠和愚狂并非偶然,而是被官方意识形态反复洗脑的必然结果。

 

《枫》里有一段也专门交代了卢丹枫的成长背景:“丹枫是团干部,又是全校学毛选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发表《再版前言》,丹枫不但把它背熟,还在一次全校学毛选经验交流会上,从那个红本子上,把一条条语录背出来,讲她怎样‘反复学习,反复运用’。为了解释‘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她蹬地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强烈的聚光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讲台上……台下传来会意的笑声。丹枫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后来,在一次批判会上,同学们揭发批判校领导抵制学毛选的伟大群众运动时,有人念了页码,叫他们背几段语录。可笑得很,书记、校长、教导主任,竟没有一个象点样,当场出丑。张校长还有点不服气,嘟嚷了一声:要这么个检查法,谁也不行!丹枫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台上,把语录本往张校长手里一塞,说:来吧,随使哪一段!张校长愣住了。大家你一条我一条地点了十来个页码,不管是常用的还是生僻的,丹枫一律背得滚瓜烂熟。这把大会主席也惊呆了,他翻了半天,点道:二百七十一页第二段。大家刷刷地翻着,接着一片沉寂。丹枫想了想,答道: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没有二百七十一页,更没有第二段……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她的话尾。”

 

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重要人物、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徐雅雅曾沉痛地总结道:“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

 

显然,不论是卢丹枫还是徐雅雅,她们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而是共产党国家青年一代共同的成长经历。

 

如果说要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可不读《枫》,那么要了解纳粹德国时代的青年则不可不读《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读完这本书你就会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国度的青年,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命运,竟是那么的相似!

 

早在1944年,当希特勒看到西方盟军打进德国本土已处于迫在眉睫之时,便在9月25日下令正式组建国民军,强令每个从16岁到60岁的德国男人都要应征并接受军事训练,并极其蛮横地将所有反对使用儿童作为炮灰的异议加以否决。

 

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将对德国纳粹发起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希特勒又丧心病狂地开始实施“狼人”计划,鼓动全体德国人民组成游击队,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让任何一个在德国领土上的英国人、美国人、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成为德国‘狼人’的‘野生猎物’。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将这些人置于死地。”

 

由于德国兵员缺乏,在“狼人”计划的实施中,训练青少年,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就成为主要内容。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德国历史学家古多·克诺普博士曾将书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两个德国男孩,一个叫弗兰茨,一个叫赫伯特。1945年2月21日,他们俩作为德国间谍和破坏份子被空投到艾弗尔山的敌军后方。但由于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了。

 

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们死刑。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告知,赦免申请遭到拒绝。

 

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覆灭只剩下最后的34天了。他们同样不知道的是,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逃避了历史的最终审判。

 

1945年6月1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儿童欢庆自己节日的那一天,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厂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了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鲜血顺着他们还未成年的躯体,慢慢地浸透了脚下的德国土地。不会有人再为他们祈祷,也不会有人再把他们歌颂为英雄,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即将改写。此时,弗兰茨只有16岁零5个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仅仅才17岁。

 

像这样悲惨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弗兰茨与赫伯特身上,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

 

号称党卫军“精锐之师”的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全部是由17岁左右的青年人而组建起来的。师长少将弗里特兹·维特只有34岁,在1933年前他也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希特勒青年师”是党卫军仅有的三个被用于西线防御的装甲师之一。在诺曼底战役中,“希特勒青年师”那种骇人听闻的狂热和不计后果的勇猛,让英国和加拿大士兵也大吃一惊。“这些勇敢的、残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们,在战场上岁数太小以至于完全藐视危险”,“他们像潮水般扑向敌人坦克,如果他们被包围或被优势兵力压倒,他们就一直战斗到无人幸存。年轻的孩子们,连第一次刮胡子的岁数还没到,就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们爸爸的盟军士兵射倒”。

 

1941年,一支德军部队被苏联军队强大的火力压制在一座河堤后面,德军头顶是一片片被子弹打出的土雾,152毫米炮弹不时在河堤四周爆炸,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正在冲出河堤掩体,目光异常坚定。他是一个纯正的日尔曼人,一头金发,眼睛如海一样蓝。他的目标是前方苏军的机枪阵地,只有炸毁它,被压制的战友才有可能突出重围,但是他失败了。这个年轻的日耳曼掷弹兵军士倒在了苏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之下,他左手拿着SGT44突击步枪,右手还紧握着一枚已拧开盖的手雷,鲜血从他胸口流出,那枚挂在胸前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在阳光与硝烟的映衬下显得庄严神圣。他给中尉留下了一份遗书:“告诉元首我已尽力,告诉父亲我依然爱他。”

 

这些充满朝气、原本善良的德国青少年,到死都没明白过来,他们怀着满腔热诚所为之献身的并不是 “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而是“一个出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政府”,他们所充当的也不是什么为国捐躯的爱国勇士,而是愚昧疯狂的法西斯炮灰,屠杀人民的无知凶手。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希特勒甚至还为“他的青年人”设计了具体的人生规划:“这些年轻人什么也不必学,他们只要按照德国人的样子去学习,去行动。这些在十岁就加入我们组织的男孩第一次就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四年后,他们将从德国少年团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再待上四年。我们不准备把他们交还到那些制造我们的阶级和地位障碍的人手中。们将立刻把他们送入党,送入劳动阵线,送入到冲锋队或党卫队。假如他们在那里待上十八个月或者两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种族社会主义者,他们就会去参加劳动服务,在那里经受六千个月的德国铁铲的锻炼。假如在六七个月之后依然存在着阶级意识的残余或者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荣,武装部队将接管两年的进一步教育,当他们两年或四年之后归来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回到旧习惯当中,我们会把他们立刻送到冲锋队或党卫队那里,他们在余生不会再有自由。”

 

希特勒不但是这么想的,而且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纳粹当局不厌其烦的反复宣传和洗脑,种族社会主义的种子不但从小就被潜移默化地种进了德国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在慢慢地发芽、开花、结果。于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时,几乎个个都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毫无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的歪理邪说,成了他的忠实信徒。为了建设一个所谓“全新的、强大的德国”,为了成为所谓“人民的英雄”,几乎所有的德国年轻人当年都是那么的狂热,都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拼死努力着,他们从来都不会去想是否为人所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更不会认为这会是错误。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说: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

 

试想,当这些吃着“狼奶”长大的孩子加入国防军或冲锋队,被派去进行侵略战争或屠杀犹太人时,他们还会感到内疚和自责吗?当然不会!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绝不会是内疚和自责,只能是为国献身的满腔自豪感和崇高的责任感。这种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能让他们象“英勇就义”的弗兰茨与赫伯特那样视死如归,象“完全藐视危险”的“希特勒青年师”那样在战场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按当下流行的说法,不论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是“希特勒青年师”,都是地地道道的“脑残”。借助完备的洗脑机制,共产党和纳粹成功地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变成了这样的“脑残”,从而把他们牢牢地绑架在了自己的政治战车上,彻底葬送了他们的大好青春。可悲的是,这些被洗过脑的青年人,明明是在助纣为虐,涂炭生灵,非但毫不自知,反而还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理想,维护正义。如今,在少数残存的共产党国家,这样的惨剧不是仍在继续上演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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