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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共起家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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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共起家史()

建立割据政权 推进专制暴政

辛声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享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份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份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平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它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份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雷震远神父抗战时期在华北传教,亲眼目睹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专制暴行。他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写道: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呎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的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

  

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着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享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着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正确地记录着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划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着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着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着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着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它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着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像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据政权就是延安了。当年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风运动,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揭开了中共统治大陆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序幕。

 

正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述的那样,抗战时,许多热血青年听信了中共的宣传,怀着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向往,先后奔赴延安。刚到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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