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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秋收起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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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秋收起义的真相

周宇新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一九二七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F.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 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份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它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拚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份,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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