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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来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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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来说真话

周宇新

 

 

要埋葬中共的独裁暴政,就必须解体支撑它的谎言文化。

 

哈维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也说,“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说到底,专制社会就像是一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要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气球就会轰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么,怎样才能解体谎言文化呢?应该怎样解体谎言文化呢?我们的看法是:解体“谎言文化”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须走一条和平理性的道路。简单讲,关键就是三个字:说真话!用当年捷克知识份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话讲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实中”。

 

“说真话”的第一步是拒绝说谎。当独裁者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编造和传播谎言时,当许多人在高压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谎言时,你能够勇敢地选择沉默,让谎言车间的流水线和谎言传播机器的链条在你这里瘫痪。

 

拒绝说谎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呢?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男主人翁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既不会伤害到别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也不愿意唯心地写这种所谓的“检查”。因为他觉得,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两位美国作家所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索尔.贝娄) “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玛雅.安杰洛)

 

拒绝说谎不仅是自己不参与说谎,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别人的谎言,特别是独裁者的谎言。比如,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仅仅拒绝说谎还是不够的,“说真话”的第二步是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它比拒绝说谎风险更大,更难做到,境界当然更高,意义也更大。如果说拒绝说谎只是减弱了谎言文化的声势,缩小了谎言文化的市场,那么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则使一切谎言原形毕露,并让说谎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给了谎言文化以致命的一击。

 

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揭穿中共谎言,坚持说真话的代表。因为说真话,他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一直遭到当局的排斥,但却至死立场不改。1989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数人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其实,吴祖光先生并没有讲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贵就在于大胆地戳破了虚假,揭穿了谎言的真实面目。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不但直接间接地维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也亵渎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自尊。

 

“说真话”不仅是为了解体中共的谎言文化,也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捍卫自己的自尊,说真话当然会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他又遭驱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维尔也曾因为说真话被剥夺了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充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人并没有退缩。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份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当大家都开始说真话时,谎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那一天也是我们龙的子孙恢复做人尊严的大喜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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