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十恶中共]首页 

十恶中共
  
博客分类  >  其它
十恶中共  >  还原历史
中共在抗战民主浪潮中的两面派伎俩(上)

6607

中共在抗战民主浪潮中的两面派伎俩

一面在「国统区」疾呼民主自由 一面在延安践踏扼杀民主自由

史实

 

  

中共掌权后,嘴巴上时常高唱民主自由,实际上却处处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堪称典型的两面派。其实,这也不是它上台后的甚么新创造,早在抗战时期它就已经玩过这种伎俩,把成千上万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人著实耍了一回!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涌现了一波争民主争自由的全国性热潮。在这场跌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共产党竭力以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自居,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发表了大量反对专制独裁,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论,向国民党政府频频发起民主攻势。

 

要争民主当然首先得强调民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甚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不像是共产党,而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党了。

 

翻开1943915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著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1945212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212《答读者问》)

 

194572《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更绝: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194654,中共《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恸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恸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612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见《解放日报》1944613

 

1945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那么应该怎样实行民主呢?共产党当年曾反复强调,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在于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

 

1943915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强调,「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他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以言论自由为例。《新华日报》1944419发表的《言论自由与民主》一文说,「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它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94491恰逢记者节,当天的《新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祝记者节》。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言论自由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的重要,大声呼唤全国记者团结起来争取言论自由。文中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份。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大声疾呼民主自由的这些滚烫的言论,曾吸引了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向往民主与自由的中国人,以至他们中很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并因此成了它忠实的追随者。然而,这些天真善良的人们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当中共在国民党的地盘里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大声疾呼民主自由的同时,却在自己的领地内残酷的扼杀民主自由,推行专制独裁。发生在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的「整风运动」,便是一场典型的对民主自由的反动。

 

当年,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践踏和扼杀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说时就曾指责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著极端的限制和检查」。其实,这正是当年中共统治下的延安的真实写照。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