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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抗战民主浪潮中的两面派伎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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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抗战民主浪潮中的两面派伎俩(中)

一面在「国统区」疾呼民主自由 一面在延安践踏扼杀民主自由

史实

     

 

 

为了在党内彻底搞臭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留苏派」,肃清其影响,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的崇拜,从而确立和巩固自己在全党的至尊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中共,毛泽东继在中共高层与「留苏派」的权力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又马不停蹄的于1942年春发起了以所谓「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名目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洗脑」。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忆,毛泽东指令所有参加「整风」的人学习他规定的文件,写「自我批评」的「交代材料」。「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对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列宁的著作,共产国际和中共共产党的文件,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著作,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结果,有些人(甚至一些负责人)吓得把上述著作和文件当众烧掉或者扔掉。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人说:「幸亏我没有读过这些东西,不然我也成了教条主义者了!」

 

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人在编写自己的「交代材料」时必须遵守的「批评」方法和对像:

 

1.应该批评的不仅是自己,而且包括自己的熟人。

 

2.对己对人,只准说坏的(指摘),无论如何也不准说好的;而对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为数不多的人,则相反,只能讲好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坏的。

 

3.给每个人规定「批评」的主要对像:这首先就是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集团」,其次就是以周恩来和彭德怀为首的「跟随教条主义者」的「经验主义」集团。

 

凡是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人,以及从事理论或政治工作的人,按规定都得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凡是工农出身的人,以及出事实际工作的人,又都得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者」。这样一来,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被指控为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给「经验主义者」扣上「教条主义的俘虏「和「教条主义的帮凶」的帽子,这样就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在一起,并证明主要打击「教条主义者」是正确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内从来不存在甚么「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集团。所有这些集团,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大多数党员的藉口而捏造出来的。

 

4.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必须承认犯了甚么执行「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实际上,既不存在「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不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王明、博古,打击大多数党员的藉口而捏造出来的。

 

5.每个人都必须检讨自己「不懂毛泽东主义」,「盲目的相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这算是所犯「错误」中的最大「错误」)。接著必须保证,今后他痛下决心「抛弃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并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

 

6.每个人还必须承认自己不知道「毛泽东是多么伟大」,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是自己的另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每个人今后一定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领袖,服从他的领导。等等,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在各机关进行「整风」的领导和干部没完没了的召开各种各样的大小会议,在会上迫使每个人做「自我批评」并「批评」别人;要求不断写、反复写「交代材料」。可是,一个人不管「批评」了自己多少次——又是口头的又是书面的,反正一样,总认为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的罪过」,「没有彻底清算自己」,他必须一次又一次作严厉的自我批评。这样持续到人们既失去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面貌,也简直失去了人的面貌为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被认为批评自己「不够深刻」、』不彻底」。用这样的方法,把人们弄到神志不清和疲惫不堪的地步。同时,领导整风的干部又唆使人们彼此攻击,让他们在会上和书面的「交代材料」中互相「揭发」,互相侮辱。

 

 

「整风运动」还开创了中共党内「文字狱」的先例。

 

19371938 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著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不过,

 

1942 年初春,「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挑动青年知识份子的不满进一步打击「留苏派」,从而确立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份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动员他们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毛泽东的这番蛊惑,在不明就里特别是不了解党内上层斗争内幕的青年知识份子听来,误以为是党的领导在发扬民主,鼓动他们「反官僚」。于是,他们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办起壁报,踊跃著文,尖锐抨击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现象,表达自己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野百合花》。

 

王实味在文章中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甚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甚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甚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还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了墙报上。他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的墙报被高高的悬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王实味的这些言论和当时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类似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份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之春」。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等人的这些言论让毛泽东看后大为震惊!1942 年春,他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他们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把矛头指向了他自己当时正全力追求实现的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目标,指向了他一手建立的中共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为此,他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不久前也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大力鼓励过青年知识份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决定拿王实味开刀后,杀鸡儆猴,一举扼杀青年知识份子要民主反官僚的自由化言论。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到《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在亲自前往看过《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 3 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份子发出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942 4 3 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

 

4 5 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 31 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 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 4 7 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的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19424 20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

 

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 6 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 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1942 11 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 4 1 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著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随便说话了,更没有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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