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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许诺给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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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许诺给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中)

周宇新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对农民许诺,“革命”成功后要让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那么1949年中共当政后,大陆农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呢?

 

判断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高下,关键看它享有怎样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权利和自由,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而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陆农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项权利是衡量农民政治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大陆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农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这恰好从一个侧面鲜明的反映了大陆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被选举为例。

 

首先让我们来看代表名额的分配。1953年的大陆《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按照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农村与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数为41。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120万农村人口推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8910届则按照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据《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一书资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全国人口近70%8亿农民所占的席位仅占8.06%,工人占10.84%,军人占9%,干部占33.17%,知识份子占21.08%,归国华侨占1.24%,其他占16.61%

 

其次,农民被选举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78名,农民代表应选668名,实选348名,实选比例仅占应选的53.7%;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85,应选农民代表815,而实选农民代表251,实选占应选的比例仅30.8%。据权威人士透露,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农民实现农民参政议政的另一途径“全国政协”中农民委员的席位也很不乐观。据称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1名。

 

再次,大陆虽说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制度,但农民只可以直接选举县乡级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另一方面,农民也不能直接选举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

 

再从所谓“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来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名为直选,但一直都被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操纵,被选举人一般由上级提名,或由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委员会已沦为乡镇政府权力的延伸和村党支部的下级。即使有真正经过民主选举被推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也多会遭遇到打击报复,甚至会被乡镇政府找机会宣布罢免,给予撤换。

 

按理讲,真正的“国家主人”不仅应享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理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农民却毫无这一自由可言。

 

首先,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当前在大陆,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学生有学联,青年有团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协、文艺工作者有文联、工商人士有工商联、归国华侨有桥联,而8亿农民却独独没有农会,1.2亿进城农民工同样也没有农民工协会。

 

其次,按大陆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不可能成立维权组织。中国现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团体,而只能成立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而现实中,还要有挂靠单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陆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全国性组织。只有中国科协有一个下属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际上也是半官方的组织,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围绕农业产业门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专业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

 

其实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农民缺失的又岂止是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结社自由呢,他们理应享有的众多政治权利和自由都与自己无缘。事实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谓“新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中共当年给农民许下的政治诺言完全是一句美丽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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