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许诺给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下） 周宇新
三
教育是现代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广大农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共当年也曾许诺农民说，“解放后”要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但中共建制后，大陆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仅拿“文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大陆农村在教育上与城市明显存在着三个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第二个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中国青年报1999刊载的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披露，大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乡人口比为2：8的大陆，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按城乡人口比例来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
另据中国财经报报导，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鱼一中，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能进学校的大门。
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更是让人心痛，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几十分甚至数百分，同样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华，而湖北人可能仅能上个普通的二类、三类院校。
第三个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受收入水平所限，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减去生产成本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
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困难同样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流动儿童2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有入学通知书。
综上所述，中共当年为了发动农民曾许下的种种诺言没有一项后来兑现的，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诺言当真，那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诱骗农民为自己卖命的幌子，一旦目地达成，幌子当然也就要被抛置脑后了。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贯之的骗子本性！
今天，中共对广大农民的诱骗仍在继续，善良的农民兄弟，千万不要再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