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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许诺给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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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许诺给民的“好日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下)

周宇新

 

 

 

教育是现代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广大农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共当年也曾许诺农民说,“解放后”要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但中共建制后,大陆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仅拿“文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大陆农村在教育上与城市明显存在着三个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1986911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为此,不但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要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要靠农民集资进行,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制度设置造成的这一不公平是城乡之间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个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中国青年报1999刊载的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披露,大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17.7%。由此可知,在城乡人口比为28的大陆,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按城乡人口比例来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

 

另据中国财经报报导,1998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鱼一中,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能进学校的大门。

 

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更是让人心痛,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几十分甚至数百分,同样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华,而湖北人可能仅能上个普通的二类、三类院校。

 

第三个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受收入水平所限,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减去生产成本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0204)。

 

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困难同样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流动儿童2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有入学通知书。

 

综上所述,中共当年为了发动农民曾许下的种种诺言没有一项后来兑现的,称的上是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诺言当真,那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诱骗农民为自己卖命的幌子,一旦目地达成,幌子当然也就要被抛置脑后了。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贯之的骗子本性!

 

今天,中共对广大农民的诱骗仍在继续,善良的农民兄弟,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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